特朗普如何在美国梦的残骸上赢得基本盘？
✪ [美] 海瑟·豪特尼
✪ 译者：陈思颖
（《失衡的50年》引言节选）
在当今“民主”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受：他们生活的世界并非由自己创造，而是由某些人在幕后操纵——这种感觉相当正确。许多人已对法律制度和新闻媒体等基本制度丧失信心，对政府领袖也秉持怀疑态度。虽然这些人被告知，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但是他们却在职业生涯中遭遇幻灭和压迫，只有在远离工作时，才能感到活得像自己。即便他们参与了选举投票，也觉得结果早已确定，不太可能改变——至少不会因他们而改变。每个夜晚，在经过那些只能睡在大街上或睡在车里的人时，他们都会担心自己会仅仅因为一场疾病或者被解雇，而面临同样的命运。
这些趋势被写进了著名社会学家、公共知识分子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现代经典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一书中。对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的铁腕之下，在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过程中，地区不平等和权力缺失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米尔斯有着深刻理解。
这是一段百万富豪数量激增的时期——从1953年的27000人增加到了1965年的90000人，但工人阶级至少也是从这些经济增长中受益的。而现在，虽然生产力还在提升，但随着工作质量下降、工会遭遇无情攻击、社会支持被剥夺，收入已然缩水，人们的平均工资甚至不比40年前高了。一半美国工人的生活处于“月光”状态中，低廉的收入使数千万人依靠公共援助度日。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劳工每天都在与饥饿、健康状况不佳、社会排斥和警察暴力抗争。预期寿命作为衡量社会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已然下降。自由选择的权利日渐衰落，社会保障网逐渐乏力。在此过程中，数百万工人阶级对止痛药上瘾。
仅在2021年，就有超过10万人死于药物滥用，而罪魁祸首大多是由亿万富豪名下的制药公司售出的阿片类药物。相比之下，社会顶层人士却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他们的消费行为也越发引人注目。由于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净资产为负，位列前三的亿万富豪所支配的财富就超过了美国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口的财富总量。从1990年到2020年的30年间，美国的财富中位数增长仅略高于5%，而亿万富豪财富的增长则超过1000%。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高峰期，数千万美国民众患病或失去工作，一百多万人因病身亡，而美国的745位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量却在这仅仅19个月中增加了2万亿美元。随着全世界99%的人收入下降，超过1.6亿人陷入贫困；而超级亿万富豪中，前10名的总体财富却翻了一倍之多……
名流与文化产业
本文节选自《失衡的50年》第七章第三节
名流的权力在霸权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领域，名流通过文化生活、消费和制造认同来实现阶级利益，通过赋予思想和意义、图像和话语来实现统治操纵，同时诉诸情感、享乐和超越感。借助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名流使阶层等级制度变得常态化，还传递政治话语。作为美好生活的典范，名流权力强化了资本主义将地位和自我价值与商品捆绑的倾向，并在大多数人无法享受美好生活的情况下，将现有制度尽可能地描绘成最好的制度。
考虑到名流作为制度捍卫者的角色，C.赖特·米尔斯将精英权力层级中的名流定义为军事、政治和企业机构统率者的幕僚。然而，在那之后，一批名流已经跃升到了最高的圈层，他们是演员、音乐家、运动员和具有不同程度霸权的人物。正如本章所展现的，亿万富豪或准亿万富豪的地位、州长官邸和白宫的崛起与关键性历史发展，以及生活中各个领域精英权力的日益巩固有关。
与米尔斯所在的时代一样，名流持续促进资本主义的正当化，而他们往往会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在新自由主义下，在一个将成功和失败视为个人意愿问题的社会中，名流通过其存在本身，及其扮演的角色，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身份标识与典型。他们代表并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叙事: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个人可以通过自助和自我实现，来获得美好生活。新自由主义的叙事否认历史是普通人造就的，也拒绝将美好生活与社会责任和社会团结相关联。
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传媒和娱乐媒体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广告商和媒体公司能够渗透我们的注意力经济，以米尔斯时代所不可能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主体性。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名流通过制造产品和图像，并使之流通，来创造利润。与此同时，他们力图摆脱日常生活中的无聊和官僚主义，广泛而深入地捕捉并利用人们的主体性和注意力。借助伪亲密关系和情感共鸣，名流创造了收入颇丰的品牌和广告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些名流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但是除了所谓的商业意识和销售产品的能力外，他们没有任何可见的才能。
这种触及人们情感的方式不仅为企业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已被证明是政治剥削的有力来源。在美国政治生活呈现出普遍冷漠和普遍不信任的背景下，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正力压官僚主义—即富有理性的统治和权威，娱乐和逃避成了我们的政治发声口——它在根本上是空白的。本章探讨了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和权力动态，以及新自由主义时代名流的本质。
……
在历史中，名流现象是随着资本主义秩序中大众媒体的兴起而出现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对出众的美貌和才华的赞扬，不可能有追求利润以外的动机；也不意味着，通过与偶像的伪亲密关系或粉丝的社会纽带，来获得深刻体验是痴人说梦。这同样不意味着，名流不能被用来对精英权力发起挑战——像是披头士乐队成员、节奏布鲁斯巨星马文·盖伊(Marvin Gaye)和山姆·库克(Sam Cooke)、演员丹尼·格洛弗(Danny Glover)和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等，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当今这个媒体集团和跨媒体营销肆虐的时代，名流所创造的流行趋势服务的却是个人品牌和内容。在以市场和营利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中，名流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广告价值来衡量的——他们吸引和抓住大众注意力，并将其商业化的能力。对于那些除了营销炒作能力，没有任何可见才能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
如今，最富有的名流，那些拥有亿万富豪或准亿万富豪身份的人，通过将自己的名气转化为产品代言、投资、特权和品牌来变现，并从这个过程中积累了比肩拥有亿万身家的企业精英的经济实力。比如，奥普拉起先是新闻主播，后来成为脱口秀主持人，她利用节目的成功，将其转变为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的广告机器，以此建立了一个媒体帝国和多产品品牌。泰勒·佩里(Tyler Perry)也走了类似的路线，他利用自己早期在表演和电影制作上的成功，在亚特兰大建造了一个占地 330 英亩的工作室，并在制片和出品等多方面掌握大权。凭借《星球大战》(Star Wars)和《大白鲨》(Jaws)等影片的成功，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创建了自己的大型制作公司和品牌，并以数十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售出。说唱歌手 Jay-z通过流媒体服务、高端洋酒和品牌香槟的销售而致富。坎耶·韦斯特通过与阿迪达斯合作开发运动鞋品牌Yeezy，并通过持有前妻金·卡戴珊的造型服装(内衣)公司的股份，以及价值约9000万美元的音乐版权，而成为亿万富豪。所有这些名流的资产净值都超过了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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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靠品牌代言成名外，在当今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阶层的名流精英中，还包括了一个著名的“因为想成名而成名”的群体——他们完全没有才能天赋，而直接走向了品牌。这些名流能否获得财富和名望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在饱和却无下限的关注经济中，在众多胸怀抱负的明星中，保持知名度、拿捏公众利益由于这些名流大多通过社交媒体成名，他们也尤其容易受到“取消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利用在线论坛组织抵制活动，不让名流保留他们的公共身份。作为“Me Too”运动的一部分，观众们“取消”(葬送)了电影导演哈维·韦恩斯坦、伍迪·艾伦(Wody Alen)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主播马特·劳尔等一系列性侵犯者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广受好评，且拥有强大的企业和文化影响力。
这些巨头被驱逐出文化产业，表明社交媒体具有推进虚拟抗议和用户大规模表达的能力。但它也使新自由主义对历史进程的篡改和扭转越发顽固，包括将(社会发展)归因为个体努力，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制度和结构的产物。在取消文化的背景下，激进主义者对媒体巨头马特·劳尔进行检举，也就可以理解了。但在解雇劳尔的过程中，NBC一边举起进步主义的大旗，一边却继续践行反进步主义，比如允许其新闻主播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在“Me Too”运动的大背景下，NBC环球首席执行官杰夫·谢尔(Jeff Shell)本可能会因NBC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特雷格迪(Paul Telegdy)的极端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行为而罢免他，但保罗在提议NBC在黄金时段播出右翼脱口秀节目，从而让 NBC获得市场份额之后，毫发无损。在取消文化的结构下，迪士尼为了占据道德高地而取消了强尼·德普(Johnny Depp)的戏份，因为他被他的前妻指控有家庭暴力行为,但是事关其旗下的大量员工时，迪士尼仍然只给他们支付很低的工资并且让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
取消文化在“标签运动”中培养了一种误导性的信念，即借助冲突和表演发家致富的推特是社会变革的正义渠道，在线动员(召集集会)与组织(努力将新人带入运动)亦是如此。它还引导人们认为，利用“推特抱团”公开羞辱个人(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是公众人物)，可以构成一种草根阶层的民主力量。与此同时，“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其他右翼运动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来恐吓民众，并通过骚扰使他们保持沉默。
这种对个人的禁言同时也对更宽泛的公共话语产生了冷却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将重大的法律和社会保护踩在脚下，更不用说美国一向倡导的“公正性”和“正当程序”了。取消文化所针对的对象受到不成文规则的摆布，并在舆论法庭遭受起诉，其中一些人被剥夺了自证清白的机会，另一些人则失去了对他们所处的中间地带进行解释的机会。结果，无辜的人受到骚扰和排斥，某些人甚至由于匿名推特用户自以为是的无稽之谈，而失去了工作。在因种族歧视而谋杀特雷冯·马丁(Trayvon Martin)的佛罗里达州男子乔治·齐默曼(Ceorge Zimmerman)被判无罪后，就发生了一个取消文化事件。导演斯派克·李在抗议法律中存在的严重种族不公正时，向25万粉丝发布了一条推特帖子，内容中包含了李自认为的齐默曼的住址。但这里实则住着一对夫妇，他们的儿子名叫威廉·乔治·齐默曼(William George Zimmerman)，他们因此遭到误解。由于李的帖子，他们被迫躲藏起来，因为大量恶意的邮件涌入他们家。
甚至在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集体反对和羞辱攻击就已成为右翼理论家和流氓的武器，他们常常利用电视和广播，对与之相左的政治观点和某些民族、种族和性少数群体进行恐吓，并将其边缘化。约翰·列依曾开玩笑地说，披头士比耶稣更受欢迎，这在保守派，尤其是南方保守派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电台发起了一场“抵制披头士”运动，这场运动在整个“圣经地带”和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一开始，DJ们在直播中打破披头士的唱片，后来该事件升级为无差别焚烧他们的唱片，而乐队成员也遭遇了严重的死亡威胁。这一切不仅结束了坡头士的巡演生涯，而且在那位于1980年将列依杀死的基督徒的心中埋下种子。
在披头士遭受抵制的大约13年后，一场由摇滚电台名人和唱片制作人发起的右翼运动瞄准并试图“取消”比吉斯乐队（Bee Gees）。当时，在迪斯科的影响下，种族和性别壁垒正在被打破。而这场“取消”活动就是对该趋势实施的暴力攻击之一。比吉斯乐队标志性的紧身裤、金挂坠、假声演唱以及商业上的成功，让乐队成员们几乎置身于反动势力、恐怖分子和种族主义势力的火线之中(他们曾遭受炸弹威胁)。在芝加哥白袜队的主场科米斯基体育场，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迪斯科毁灭之夜。当时，数万名暴徒焚烧了迪斯科和节奏布鲁斯专辑，这让人想起纳粹的焚书行为，迪斯科也至此从广播和更广泛的文化中被“取消”了。
取消文化还有一个影响，社交媒体为那些过去与名声遥不可及的人提供了各种成名途径。与主流媒体的单边主义不同，社交媒体塑造了伪亲密感，有抱负的名流可以利用这种亲密感建立粉丝群，树立个人品牌。因为观众的注意力对广告商来说是有价值的，名流和“有影响力的人”可以通过引人注目、易于接近和博人眼球(而非才华)的行为，来建立获利颇丰的职业生涯。在这样一种拥挤的、支离破碎的注意力经济中，要想被关注，就需要媒体渗透和过度曝光，包括小报和八卦媒体的报道，这些媒体利用挑逗性的素材吸引粉丝深入名人的私生活。“易于接近”意味着公开露面，并在社交媒体上时刻更新，以满足粉丝对更全面、更真实的交流的渴望。
失衡的50年 : 不平等的起源和当代美国社会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02
ISBN：978-7-5236-1198-2
【内容简介】
本书呼应了赖特·米尔斯在政治学经典《权力精英》中的观点，通过历史研究方法分析美国不平等问题的源头。作者认为，冷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把权力集中在精英手中，而精英的目的是把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打造成不受控制的寡头市场。在这种目的下，媒体和公共文化都变成了精英的工具，他们利用这些工具进行有利于他们本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宣传，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公民社会的权力。因此作者认为拜登和特朗普都不能带领美国社会走出不平等，因为不平等的源头在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范式。这本书对美国2000年以后的经济政治历史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对美国社会问题的分析也较为深入。作者海瑟·豪特尼是一个左派学者，她曾经是美国社会主义政治家伯尼·桑德斯的高级顾问。
【作者简介】
[美]海瑟·豪特尼（Heather Gautney）福特汉姆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她撰写和编辑了关于美国政治、社会运动、社会不平等和娱乐业劳动力问题的图书、评论文章和学术文章，并为主流新闻媒体供稿。她已经出版了5本著作，她的研究兴趣是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学和公共政策，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全球化，政治和社会理论，劳动和劳动力发展。
【目录】
导言
权力精英
新权力精英
第一章 政府（1973-2000年）
新自由主义
1973年，智利
1975年，纽约财政危机
滞胀
里根改革
新民主党
规训工人阶级和穷人
新经济
第二章 政府（2000-2017年）
新保守主义反恐战争
伊拉克圣战
布什的国内议程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
安然
双重灾难
巴拉克·奥巴马
2010年
布什的减税政策
自由贸易
第三章 政府（2017-2022年）
行政权力
特朗普式的正义
医疗保健和减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第四章 军界
冷战
人道主义干涉
全球反恐战争
酷刑
肮脏战争
将军和部队
军队
内战
第五章 华尔街
华盛顿共识
大而不能倒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后的金融化
金钱政治
第六章 亿万富豪
富豪与意识形态
企业权力
技术积累：劳动力、科技、垄断
避税
避税天堂
慈善事业
第七章 名流
形象与意识形态
政治与宣传
文化产业
电视真人秀
学徒：白宫版
第八章 公众和群众
企业媒体
大型科技企业
伊拉克战争
倾斜的天平
特朗普与福克斯新闻
削弱公共教育
结语
